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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政治的三大传统[引]  

2012-05-19 07:23:4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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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极其深厚的政治传统。这些传统,无论是其精华,还是其糟粕,都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必须充分重视、认真研究的重大历史课题。中国近代政治,历时甚短,新传统尚未定型。而古代政治传统,则相对凝重,影响深远,其中,最值得研究的,主要有三。

一是“大一统”的传统。“大一统”观念源自先秦,本意是天下诸侯皆统属于天子,“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此后,“大一统”成为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追求和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核心价值。在政治实践中,特别是明清两朝,它集中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统一。

自秦朝以来,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这与西方中世纪政治分裂、王权式微的状况截然不同。中央集权的重要特点是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下属机构,国家号令统一于中央,重要事务决定于中央。秦汉以降,尽管知识界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的讨论时有发生,但并未产生重要的实际政治影响,“不过迂儒之常谈”。“封建”不可行,逐渐成为精英阶层的重要共识,清朝乾隆皇帝更明确表示:封建、井田“必不可行”(《清高宗实录》卷1220)。

中央集权的核心是君主专制。秦汉以后,皇权集中成为中国政治的一大趋势。明代,“国家罢除丞相,设府、部、院、寺分理庶务,事权归于朝廷”,皇帝实现了对国家重要政治权力的垄断(傅恒等编:《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100)。到清代,皇权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君主独裁成为清朝的“祖制”、“家法”,神圣不可侵犯,即所谓“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康熙帝语,《清圣祖实录》卷144)。乾隆皇帝称:“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生死人者。盖与其权移于下而作威作福,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而当宽而宽,当严而严。此朕所恪守前规,不敢稍懈者。”(王先谦:《乾隆朝东华录》卷28)秦汉至明清的中国政体,实质上是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

16世纪以后,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大一统”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在这个时期,实现国家统一、抵御外来侵略成为明清两朝中央政府肩负的重要历史任务。在清代以前,统一问题,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冒顿一统漠北,即在蒙古高原建立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在历史上,它往往凭借其强大的军事优势,攻掠骚扰,给中原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威胁。甚至汉朝文景之世,中原统治者也不得不致书匈奴单于,承认“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汉书·匈奴传》)。武帝时虽北击匈奴,然数十年后,又不时为患。降及魏晋南北朝,北方更陷于分裂混战状态。唐宋时期,中原和边疆民族的统一问题仍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元朝有过短暂的大统一,但不久即被推翻,继之而起的明朝,又不得不修长城以御蒙古。只是到了清朝,统治者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方将历代未能很好解决的蒙古、新疆、西藏等问题,均予以比较圆满的解决。是时,中央设有专门机构管理民族事务,边疆驻军设防,维护领土主权完整。时人论及国家统一之历史时指出:“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清世宗实录》卷83)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体,是国家统一最重要的推动者、组织者,而国家统一的完成,又加强了中央集权的权威。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殖民势力汹涌东来的国际环境下,完成国家统一,奠定近代中国疆域版图,对维护中国的独立与主权至关重要,这是清朝对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同时,也将“大一统”政治传统推向极致,并使其具有了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时代内涵。

二是官僚政治的传统。官僚政治讲的是职务分等、权力分层,主张通过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式,实现政治统治,并利用行政监督,保障政府各部门的有序运行。官僚政治是古代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一方面服务于专制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体,另一方面,又对皇权发挥着某种制约、监督和补充作用。像明朝中后期,皇帝往往不理朝政,世宗、神宗、熹宗均高拱深居,将朝政大事委诸臣下,而成熟的官僚体制则使明朝统治在相当时期得以维持。至于清代,官僚制度更空前严密,服务于政权建设的著作大量出现。特别是清廷通过对《大清会典》的多次修撰,对政权的机构、职掌、建置、制度等主要方面,根据形势需要作了完备而且系统的规定。成书于乾隆后期的《历代职官表》,是清廷关于国家机关建设的重要文献,“将本朝文武内外官职、阶级与历代沿袭异同之处详稽正史,博参群籍,分晰序说,简明精审,毋冗毋遗。”各职能部门的规章制度、行为规范,在清代也逐渐完备起来。随之而来,清朝官僚机构运转的规范化程度大为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臻于“纪纲整肃”、“化成天下,礼乐制度精意具存”的境界(《清高宗实录》卷1500)。

官僚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拥有一支专职的文官队伍。秦汉以后,随着时代的变革,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健全,官僚队伍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开放的体系,也就是说其成员与其他主要社会阶层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是可以流动的。像本来社会地位较低的商人,其子弟在宋元以后也有不少人挤入士人队伍,进而为官。所谓:“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沈垚:《落帆楼文集》卷24)社会流动的常态化,官僚队伍向其他社会阶层的开放,不但有助于增加官僚政治的活力,而且对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是文治的传统。文治,即以文教治天下,这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追求。《礼记·祭法》云:“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普通百姓道德修养程度、文化建设的发展程度,是中国儒家衡量一个时代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准。《礼记·礼运》中所描述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等景象,即充分反映出中国传统政治的最高境界是道德的高度发达、人民的充分自律。这也成为后世统治者、儒士精英的重要政治理想和追求。而通观两汉以后的文治建设,其核心内容是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借助国家的力量,强制推行。这一过程在汉武帝时就开始了,所谓“当武帝之世,表章儒术而罢黜百家,宜乎大治”(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91)。文化专制主义构成中国古代文治的精神实质,在具体操作中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这一传统发展到极致,就是通过对社会实施系统的、严格的、全面的精神控制,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历代对所谓“异端”思想的严酷镇压,不时发生的文字狱、禁毁图书,即属此类;二是对百姓实施以儒家纲常伦理为主体的教化,兴办学校,优礼士人,宣讲儒学,表彰节义,即属此类;三是编纂典籍,既为了彰显文治武功,也为了总结历史经验,装点盛世。像清乾隆朝就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启动一系列文化工程,尤其是《四库全书》的编纂,被清人誉为“会诸家之大成,光稽古之圣治”,乃“文治之极隆而儒士之殊荣”(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卷23,《纪昀传》)。

中国古代政治的三大传统,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有其严重的弊端。以“大一统”传统来说,君主专制是其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它一方面在形成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是政治腐败、动荡的重要根源,并在实践中越来越严重地束缚着人性的自由和社会的进步。正如伏尔泰所说:“国家的繁荣昌盛仅仅系于一个人的性格,这就是君主国的命运。”(《路易十四时代》)以官僚政治来说,它一方面对实现社会的规范管理、有序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它本身具有的繁琐化、程序化、官僚主义弊端,往往也十分突出。官僚政治和君主专制的结合,既可能弥补专制君主个人的一些局限,也可能成为君主滥施淫威的帮凶。到王朝统治中后期,冗官、冗员、朋党、萎靡、懈惰现象以及政治腐败往往积重难返,愈演愈烈,进而成为改朝换代的重要根源。以文治来说,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要维持社会的稳定与秩序,必须要有一套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的基本价值体系,有一个具有权威性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要实现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也需要政府的强势介入,发挥组织和引导作用。但也要看到,文化专制主义从来都是文治的本质特征,在具体实践中,它往往表现为对人性的摧残,对个性自由的限制,对真理探索的阻遏,明清时期一再发生的文字狱,即真实地反映了专制文治的“吃人”本质。

当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20世纪世界文明的大道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中国人面前以后,中国古代政治传统愈来愈表现出它的落后性、腐朽性甚至反动性。然而,人类对传统的改造,从来都是一个充满艰辛而且复杂的系统工程,对积淀异常深厚、内容异常庞杂、影响异常深远的中国古代政治传统,更是如此。如何科学地认识古代传统的延续与断裂?如何批判地继承传统的合理性、摈弃其陈腐与落后?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在古代传统、古代文明的废墟上建立起民主、公正、理性的现代政治文明?所有这些,一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必须面对的重大历史课题。(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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