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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如何盖棺论定陈独秀?  

2012-12-03 09:24:3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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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对陈独秀知之最稔,由衷地钦佩他处事坚决果断的态度,十分珍惜与他相交相识多年的友谊。尽管他们后来分道扬镳,胡适仍对身处逆境中的陈独秀施以援手,对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贡献,始终予以肯定和褒奖,而晚年则又对陈独秀作了盖棺论定的评说。

      “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即后来的《新青年》)杂志,开宗明义向世人宣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科学与民主的呐喊,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奋进号角。

       此时,胡适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他在长诗《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中也明确、响亮地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神州文化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陈独秀亮出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正急切地寻求同盟者,当他知道大洋彼岸胡适的思想和主张后,便极力怂恿胡适的同乡朋友、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去函约稿,并让邮去刚刚出版的《青年》。汪孟邹在信中说:“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即汪孟邹——笔者注)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即章士钊——笔者注)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拟请吾兄于校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每期多固佳,至少亦有一种。炼亦知兄校课甚忙,但陈君之意甚诚,务求拨冗为之所感幸。”

       陈独秀期望殷殷,胡适却毫无反应,这让陈独秀着急了,又催促汪孟邹连连去函,信中所表述的心情是那么的殷切急迫,“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再三转述,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杂志光宠”,“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信中甚至有嗔怪之意,“何以至今仍然寂寂”,“陈君见面必问,炼将穷于应付也”。

       1916年2月3日,胡适终于给陈独秀来信,表示:“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他还将所翻译的俄罗斯小说《决斗》寄予《新青年》。陈独秀同意胡适的意见,并将《决斗》在《新青年》发表,认为《决斗》是“改良文学之先导”。他还在信中说:“中国百病,根在社会太坏,足下能有暇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告国人耶?”

       胡适再给陈独秀信时,大胆地提出了具体而又激进的八项主张:“(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话。(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1916年10月初,陈独秀连去二信,对八项主张,“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只是对“须讲求文法”和“须言之有物”提出质疑,并强调“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盼望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

       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飘洋过海,转到陈独秀的手中,很快便登载在《新青年》上。这篇文章对八项主张做了调整:(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胡适后来回忆说:“陈独秀先生是一个老革命党,他起初对于我的八条还有点怀疑。……但独秀见了我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就完全赞同我的主张。”其实,陈独秀对八项主张并不怀疑,只是对其中的两项质疑而已,在读过《文学改良刍议》后,这点质疑也就抛之九霄云外。他极为振奋,特意在文后的跋语中说:“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果,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

       作为响应,陈独秀很快便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他的态度更果敢更坚决。他说:“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中国“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此时,胡适远在大洋彼岸的哥伦比亚大学,为撰写博士论文已是心力交瘁。对国内蓬勃兴起的文学革命,他也只能隔岸观火了。而且,历来温柔敦厚、胆怯怕事的胡适,面对那班留美朋友中“保守分子的反对”,已不愿意事态扩大,竟给陈独秀去信,表示文学革命的事,“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独秀则不然,他义无反顾、一往无前,明确答复胡适:“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文学革命就这样方兴未艾,修成正果。后来,胡适感叹道:陈独秀“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的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当年如果不是陈独秀如此不容讨论余地,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

       “独秀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

        1917年1月,陈独秀在接任北大文科学长时就有意推荐胡适担任。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即蔡元培——笔者注)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

       当年9月,胡适来到北京大学就任教授职,不久又加入《新青年》的编辑行列,成为这个群体的重要成员。次年1月,《新青年》编辑部约定,《新青年》须遵循“20年不谈政治”的方针。可当面对真实的政治问题时,陈独秀又觉得“怎么该装聋作哑”呢?胡适后来回忆说:“我的政治兴趣甚浓的朋友们如陈独秀等人”,对“不谈政治”的方针“并不太热心”,因此“他们才创办这个新周刊《每周评论》,来发表政见,批评时事和策动政治改革”。他还说:“这张小报的发行原是尊重我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

       陈独秀的文章特别多,涉及的多是敏感的政治问题。他在《驳康有为〈共和平议〉》中,讴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鼓吹“欧洲劳农两界”的革命,其“势力已经征服了好几国”,“这种革命,在政治上算得顶有价值的事体”。读过这篇文章后,胡适吃惊地说:“想不到仲甫越来越左倾了。”

       陈独秀的这些文章,为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做了充分的思想、舆论方面的准备。不仅如此,他还在《新青年》发表《本志宣言》,主张把有产者的政治,变为不受财产限制的政治,鼓吹“民众运动”,以实现社会的大变革。胡适也发表《新思潮的意义》,鼓吹“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不赞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理论,主张对社会只能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一点一滴的去进行,而切不可进行政治革命。

       陈独秀确实是“越来越左倾”,这使他在北大同人中十分孤立,以至成为众矢之的。他们罗织罪名,讹传流言,就是要将陈独秀排挤出北大。1919年4月8日晚,蔡元培在各方压力下,提前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决定教务总长总理文理二科,文理科不设学长,陈独秀体面地离职。胡适不赞成这样做,他说,所谓陈独秀“私德太怀”,都是“小报所犯,道路所传”,他对蔡元培等“学界领袖”,将此无稽之谈“视为铁证”而惊诧不已。时隔16年,胡适在评论此事时,还不无遗憾地说:“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了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陈独秀离开北京来到上海,真正地如鱼得水,无羁无绊,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正是在此时确立的。《新青年》的政治倾向亦坚如磐石,蔡和森这样说,“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到了《劳动节纪念号》后,“才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这里说的“美国思想”,便是针对胡适宣传的杜威实验主义而言。

       胡适以为如果陈独秀不离开北大,就会“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当然也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这是他的一家之言,姑妄听之。不过,有一点倒是实情,那就是胡适在《口述自传》所说:“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文章了。”

       这使胡适很不满意,而陈独秀也不得不承认:“《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胡适十分清楚,尽管陈独秀表示“有意抹淡”《新青年》的政治色彩,但已无济于事了。在他看来,“北京同人抹淡之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

       围绕《新青年》编辑方向的争论,陈独秀和他的一班自由主义倾向的朋友们渐行渐远,分裂已是难以避免的了。陈独秀,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的主要创始人;胡适,中国最具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各自秉持的世界观悖异,自然不可能再走到一起了。

       1922年,胡适创办《努力周报》,提出“好人政府”和“联省自治”的主张,陈独秀则批评这些都是荒唐的主张。次年11月,应他们共同的朋友汪孟邹的邀请,各自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两人又发生唯物论与心物二元论之争。陈独秀总想拉着这位老朋友一道前行,使之成为同一营垒的盟友。1932年,他曾向人说:“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在《新青年》上有大胆犯言的勇气,也写过一些号角式的文章,也说马克思是一大思想家,有独到的见解。但考虑良久,又退回到杜威那里去了,如是者几次,都不能把他拉到革命人民这方面来。”

       1925年冬,胡适住在亚东图书馆医治痔疮,陈独秀于夜间来探望这位老友,两人略略寒暄后,便又开始争论,一个讲马克思如何如何,一个讲杜威如何如何,一个讲苏俄如何如何,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争急了,胡适便不失绅士风度地说道:“仲甫,我有事,你坐罢。”走下楼去,暂时挂出了免战牌。过不了几天,陈独秀又来亚东图书馆,一场新的争论便又开始了,然而,他们的争论是从无结果的。

       “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最先在他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时,无声无息,没有什么影响。后来,陈独秀一再索稿,他又抄了一个副本寄《新青年》。谁曾想一经《新青年》发表就风行上海,哄传全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陈独秀和《新青年》,胡适难以风云际会,青史留名。正是因为这样,胡适才十分珍惜这段友谊。他们之间无论分歧多大,他总是把陈独秀当做朋友,亲切地称他为“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我的朋友”“老朋友”。

       陈独秀一生倾力于政治斗争,自然成为统治者迫害的对象。他一生多次被捕,而几乎每次被捕,胡适都积极参与营救。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京师警察厅逮捕。胡适知道后,便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通过在京皖籍知名人士,四方奔走,致书京师警察厅,说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我们“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

       1922年8月,已是中共领袖的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适并没囿于政治岐见,依然为其早早释放而奔走。他致信外交总长顾维钧,详说陈独秀一案的原由,并请转告法国公使,“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请尽快释放陈独秀。

       1932年10月,陈独秀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胡适得知后,便与翁文灏、罗文干致电蒋介石,希望能“依据法律特赦”。10月30日,他还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专题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他说,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有三大贡献:“(1)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2)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3)由他一往无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陈独秀对胡适多年来的关心深为感激,说:“此次累及许多老朋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就是在这封信中,陈独秀劝告胡适勿要从政:“先生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近闻有一种流言,故为先生诵之,以报故人垂念之谊。”

       有趣的是,胡适也为陈独秀不能专心研究学问而惋惜。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弟常与诸兄说及,羡慕陈仲子匍匐食残李时多暇可以著述(陈仲子即独秀——笔者注);及其脱离苦厄,反不能安心著作,深以为不如前者苦中之乐也。”

       次年11月初,胡适因事路过南京,行色匆匆,无暇探望陈独秀。他唯恐老友误解,便去函解释:“此次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当来奉看。”他们的晚辈朋友汪原放也去信解释。可是,陈独秀却不能原谅,以为胡适只顾“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而将朋友冷落了,在给汪原放的信中还带有怨气地说:“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了一个,如此而已。”

       胡适倒不失君子风度,深知陈独秀倔犟、孤傲的性格,理解囹圄难耐的寂寞和孤独。他非但不抱怨陈独秀,反而在后来途经南京时尽量挤出时间前去探望询问,并给带去一些书。这样,两个老友又和好如初了。

       转眼,陈独秀已坐了五年牢。几年来,胡适为此焦虑费心,还专门找了国民参议会议长汪精卫,请其从中转圜。1937年8月下旬的一天,胡适又来探视,并拿出汪精卫的便函,只见上面写道:“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陈独秀看后感激地说:“适之,我每次吃官司,都给你添麻烦。”不久,这封信公开发表,不出一周,陈独秀便释放出狱。

       1938年8月,陈独秀定居重庆江津。几乎与此同时,胡适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没有忘记老友的窘境,早在一年前,便想让陈独秀参加“国防参议会”,却遭到他的拒绝。后来,胡适又通过美国一家图书公司,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陈又婉言谢绝说:“我生活要求简单,也不愿去异国他乡,更厌烦见生人,所以,我还是不去美国好。”

       当陈独秀以老病之身僻居江津时,既无家资财产,又要携家带口,生活十分艰难。老友汪孟邹牵挂于心,只得又给胡适去信说,陈独秀“胃病复发,血压高之老病亦发,甚至不能低头写字。他今年已六十高龄,使弟十分悬虑,未能去怀。私意如就吾兄在美之便,或向政府设法,为他筹得川资,使他与爱人潘女士得以赴美游历旅行,病体当可易愈,因他体气素强,诸事乐观之故。到美之后,如林语堂卖文办法,陶行知演讲办法,该可生活无虞。此事国内友人均无力量办到,不得不十二分仰望吾兄为此高龄老友竭力为之”。

       这以后,汪孟邹又多次去函,请求胡适给予帮助。1941年2月25日,他在信中说:“仲甫兄自入川后,即患血压症,时轻时重,医云川地太高,移地或可较好。但为势所阻,又无法离川。今年已六十三岁,老而多病,深为可虑,还要带病工作,近著《小学识字课本》,售稿于国立编译馆,以资生活,亦太难矣。”

       胡适认为,老友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便是来美国撰写自传,以稿酬维系生计。可是,陈独秀却一再拒绝,热心的胡适再别无良策,当然也就暂缓书信,直至陈独秀逝世。

      “不是一个能够思想的人”

        陈独秀逝世后三年,重庆举行“关于陈仲甫先生遗著出版问题”座谈会,会上议定出版陈独秀著作,并委托陈独秀的学生何之瑜,负责整理陈独秀的遗著,以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何之瑜接受这一使命后,自然想到了胡适,请求胡适为之作序。

       1949年2月23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读《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深喜他晚年大有进步,已不是‘托派’了,已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这本小册子收入陈独秀在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给朋友的6封信和4篇文章,虽只有3万多字,却涉及诸多政治问题,其中尤以对民主的见解,引起胡适的兴趣。4月,胡适又一次仔细地阅读《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感觉这是陈独秀“独立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欣然为之作序,并将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

       胡适在序中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沉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独秀的最大觉悟是他承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大众所不需要的。”胡适说,陈独秀已把“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看得更透彻了:“一切公民(有产的与无产的;政府党和反对党),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他更申说一句: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在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制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之自由。”

       胡适读着这样的文章,感觉到老友和自己的心又越来越近了。老友转了几十年曲曲折折的路径,如今又转回到“美国思想”,他怎么能不感慨系之呢?

       1961年5月,台湾学者李孤帆给胡适去信,征询收集、整理和出版陈独秀遗文的意见。胡适开始对此饶有兴趣,建议李孤帆首先应该设法找到《独秀文存》,并答应自己将送来《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和《实庵自传》。他知道陈独秀的文章是难以搜集齐全的,就是搜集齐全了,在台湾这样一个专制政体下,那些讨伐国民党的文章,是不能印刷出版的。同时,胡适又说:“我把他的《最后见解》印行,是要保存他最可以珍惜的最后见解,其余的许多党八股是不值得再流传。”

        显然,胡适对于重印陈独秀的文章,正如他给李孤帆的信中所说“颇不热心”,可李孤帆不改初衷,执意要编印一本新的《独秀文存》,并邀约胡适作一篇序。胡适非但没有作序,反而于8月28日给李孤帆去了一封信,继续泼冷水,他说:“第一,我自己就没有心力写‘介绍陈独秀的思想’的文字,因为那就需要我重读他的全部文字,而现在绝对无法搜集他的全部文字。第二,我觉得独秀早年的思想大都是浅薄的;除了他晚年从痛苦中体验出来的‘最后’几点政治思想是值得表彰之外,我也总觉他是一个没有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老革命党,而不是一个能够思想的人。第三,我觉得你也不是理想的‘马二先生’(《儒林外史》的‘选家’),而这个时候也不是选印独秀文选的时候。”

       这里的关键是第二点,乃是胡适给陈独秀盖棺论定的人生总结,也是胡适最后一次评论陈独秀。距此信也就半年,胡适在一次酒会上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

       陈独秀真的是“没有受过严格学术训练”吗?不然,他生前就有很多学术专著,其中尤以晚年困境中完成的《小学识字教本》为最,梁实秋先生称其“论证精详,见解通达,是其平生杰作”,“对中国文字学有独到之研究,有许多新的诠释,发前人之所未发”。他是位杰出的诗人,有学者称“他是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诗宗”。他还是位杰出的书法家,其书法作品有着坚实的学识根基和过人的才情底蕴,故风帜独标,名重南北。

       当然,政治才是他的所好和“专业”,而其他都是业余,就此而言说他“没有受过严格学术训练”,亦不为过。陈独秀生前一年,胡适已送之雅号“终身反对派”,这里似已含有这样的内容,即陈独秀“不是一个能够思想的人”,或云没有思想的人。陈独秀十分乐意接受这一雅号,他在给S和H的信中说:“‘圈子’既是‘教派’,‘正统’等于中国宋儒所谓‘道统’,此等素与弟口胃不合,故而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

       考察陈独秀的一生,他从“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因为,“迷信与成见,均经不起事变之试验及时间之淘汰”,他“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时地否定历史,否定自我,这本身就是痛苦的焦心苦虑,呕心沥血,他怎么可能是一个不能够思想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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